走向世界的崇阳人---------纺织之星刘绍远
任德树
刘绍远（1890—1952），男，崇阳县白霓桥二合刘家人，1903年东渡日本，先后和东京宏文学院、仙台帝国大学学习，1914年回国，先后任江西南昌工业学堂校长，农商部技监，天津造币厂总工程师，北京华威银行副行长，浙江省公路局长，1931年任济志鲁丰纱厂经理，1937年任湖北省官布局副主任等职，1938年辗转咸阳创办纺织厂，从事纺织业达20余年。
崇阳县城东约10公里有一座金城山，19世纪以前，山上有一府历史悠久的金城书院。金城山东面有个水渠环绕的村庄叫二合刘家，村里有个富户叫刘茂源，家有上百亩水田，在县城和白霓桥还经营两个商铺。
刘茂源有四子二女，三子名叫刘绍远，天资颖悟，读书过目能诵。1893年秋日的一天，6岁的党兄刘清明带刘绍远到学馆玩。党兄贪玩，先生教过的功课大都背不下来，
20世纪初，日暮穷途的清政夜会在张之洞大臣的倡导下，改革教育制度，弃科举，废八股，鼓励留学，希望学习西方先进科技，挽救国运。1903年开始，清政府就多次选拔幼童出国留学。当年秋天，具有开放意识的刘茂源决定将13岁的刘绍远送到日本留学。同行的还有白霓的孙念祖、石城的徐育华等崇阳老乡。
初到日本东京，人地两生，这些出国幼童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交流。出国前，在日本驻京城使馆学习半个月的日语，掌握的上百个单词根本不管用。刘绍远一班幼童就学于东京宏文学院，通过半年的学习，刘绍远的日语达到了一定水平。一个假日，一班同学到东京街市游玩，几个年长的同学故意将他甩掉，想考考他能不能自己回校。不料，几个年长的同学在繁华的街市竟迷了路，只好寻原路找到还在书店看书的刘绍元，要他领大伙回去。刘绍远凭着超人的记忆力和流利的日语，顺利地将同学们带回了校园。从些，同学们对这个聪明的学弟刮目相看。
1905年秋，刘绍元和同乡孙念祖等以优异的成绩从宏文学院毕业，考入东京高工科学校，因学习成绩优异，两年后获准转为公费生，转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习土木系深造。五年后毕业，留日工作。在日期间，他在日本铁路局任工程技术人员，参与铁路设计施工。1914年，刘绍元怀着一颗报国之心，回到了祖国怀抱。初受聘于江西南昌工业学堂土木系主任，翌年任校长。在校他一边教学，一边著书，《编写了理论力学》、《土木结构及桥梁学》等教材。他的教学艺术和专业水平获得了师生的赞誉。
1917年，刘绍远入北洋军政府任职，全家迁居北京。他才华卓越，办事干练。历任农商部技正、技监，天津造币厂总工程师，北京华威银行副行长。当时，日本先进的工业机械进入中国，许多设备温天要价。刘绍远利用在日本三菱洋行的同学和朋友关系，协助我国工商界与日方洽谈，避免了日商价格的欺诈。
1926年，刘绍远出任浙江省建设厅技正、公路局局长，参与杭江铁路（浙赣线前身）的修建，并负责京杭国道的建设。刘绍远雄才大略，善于策划，他逐步将浙江省内公路木桥建成钢筋水泥桥，使浙江省一跃成为国内公路建设的先进省。
1931年，刘绍远出任山东省鲁丰纱厂经理。此后的20年，他为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山东虽然是我国棉花主要产地之一，但由于我国纺织工业刚刚起步，棉布大多依赖进口。当时，日商已在青岛办有纺织厂，资金设备技术人才都很强。刘绍远上任后，面临民族纺织业发展的重任和与日商竞争的压力，采取招聘人才、加强管理等方法，艰难经营几年，不仅使鲁丰纱厂生存下来，而且工厂规模不断发展壮大。1935年应聘云南京军事委员会审计厅任少将科长。几年后，刘绍远调任湖北省官布局（官布局下设纱、布、丝、麻四局）副主任。湖北官布局是清末改革派张之洞引进创办的一家大型纺织厂，机器设备较为先进，生产规模较大。刘绍远本可以一展才华。不料1938年，日军逼近武汉，武汉沦陷在即。为了民族纺织业的生存和发展，在兵临城下的危难关头，他处变不惊，指挥若定。下令将全部机器拆御装箱，经京广线、陇海线西运。一个月后，数百箱机器零件运到了陇海线终点站宝鸡。宝鸡当时还是一个小站，既无仓库屯放机器零件，又无相应的动力装置。湖北省政府已西迁恩施难以自顾，无资金调拔办厂，上百名工人无法安置，数百箱零件散落在车站铁路两边，象一队蜇伏着的败兵。面对如此困境，刘绍远多日徘徊在火车站广场，思虑着机器的保管和去留。
山河破碎，百姓流亡。在无经费援助的情况下异地工厂，困难重重。但是，困难没有吓倒刘绍远。为了不让置于露天的机器锈蚀和被窃，刘绍远发动工人，肩抬背扛，把鹭的机器零件送入就近的民房，搬不运的大件，就码堆用雨布盖好，暂时安置了这批机器零件。接着，他利用北京故友的关系，找陕西建设厅，求助动力装置，在咸阳的一家棉花打包厂找到有过剩的动力装置（蒸汽机和蒸汽透频发电机）。当时陕西中平原成产棉花，为了运输方便、棉花用高压找包机打成长2米，断面一米见方的梅花包。因沿海城市已经沦陷，纱厂多数停止生产，而陕西只有西安一家大华纱厂，使为外运而设的咸阳打包厂开工不足，造成动力过剩。
通过多方打听，咸阳打包厂是中国银行投资建设的，产权属于中国银行。刘绍远又奔波于宝鸡——西安等地，同中国银行西安支行，及设在甘肃天水的中国银行分行行长束云章联系，并随时向已迁至恩施的湖北建设厅汇报。几经周折，终于达成协议：湖北官布局利用咸阳打包厂的动力和这些纺织机械，由中国银行投资，共同在咸阳建一座现代化大型纺织工厂。协议签订后，刘将几百箱机械零件运至咸阳，接着开展征地盖房，安装调试机器，招工、培训职工，采购原料等一系列工作。1940年春投科，全厂有1000多工人，由刘绍远任经理，从筹建到投产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刘绍远夜以继日，劳心劳力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战胜艰难险阻，创造了抗占期间办工厂的奇迹。咸阳纺织厂和当时的西安大华纱厂，宝鸡的申新沙厂（江苏无锡西迁的）成为当时在西北的三座大型现代化纺织厂。八年抗战期间，为大后方的棉布棉纱供应作出了贡献。
1944年夏，日军进犯豫陕交界的风陵渡，西安咸阳震动，市民人心惶惶，商户欲关店出逃。刘绍远在连夜参与当局商讨工厂内迁计划，因长期劳累过度，不幸中风残疾，当时才54岁。因日军封锁，大后方药品奇缺，医院找不到治疗心血管的有效药物，刘的病恢复较慢，但他仍坚持边治疗边工作，直至1948年退休。
刘绍远道德高尚，有较高的地位和丰厚的收入。在京工作期间，许多达官贵人都与其交往。民国17年6月，刘母
刘绍远自我约束极严，生活从不铺张浪费，平日粗茶淡饭，穿着朴素。一个大企业经理，形同布衣百姓，在同一阶层人士中实属罕见。
刘绍远生性廉洁，公私分明，口头禅是：“多赚不好少花”、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不为儿孙做牛马”。
刘绍远是留学东洋的工程专家，后半生则致力于民族纺织工业，抗日期间创办的咸阳纺织厂是他事业上最成功的杰作。